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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这种规范或判决是否公正，是否被实际遵守，则并不影响其有效性。

不仅如此，这种体现着人们难以剪断的乡愁的法律文化守成主义，再扯远扯大一点，还包括历史法学派、法人类学及后现代主义法学，对于当下的国家法治建设不乏警醒或启示之处。在此，从应然角度，将已大致形成共识或讨论较多的各部门法函待补充和完善之主要部分罗列如下：[48] ——宪法：立法权限，立法程序，宪法和法律解释，宪法中的政策性规范，私有财产权保护。

此一类型的秩序，一为惯例（Konventionen），即偏离它时有制裁作保障的习俗。一些单位在河道内违章建筑。其大体表现，一为公然和极端地践踏道德（当然也包括国家法），如不守信以至杀熟，贪污贿赂，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性关系混乱，遗弃亲人。本表据该文提供的数据绘制而成，如有不确之处，当由本人负责。肉制品、豆制品、酱油、冷食和矿泉水等合格率长期较低。

[7]在这三类法中，埃利希对社会法尤为看重，认为它成长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法律事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反映出他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观。有效率的高低反映着社会对规范的承认程度和社会的有序程度。相应地，先前的有关乡规民约也就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在熟人结构的乡民社会中，尽管国家的法律也原则性地调整相关的社会关系，但人们日常秩序的形成，主要所靠的是温情脉脉的血缘或者亲缘关系。总的说来，全球化是乡民社会及其乡规民约发生急剧变革的一种重要的外在力量。二、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基于如上的论述，我们可以进入到对乡民社会何以能够在强大的国家政权力量的夹缝中自成一体地生存的原因进行探讨。这里仅就其规则系统进行描述。

但是，乡规民约一方面是乡民们在政府指导下自觉地制定的，因此就避免了自发性的可能。而总体倾向于市场化的改革，业已使中国在城市地区出现了市民社会的萌芽。

如上情形，使其对乡村的土地即使不陌生，但在态度上也不再积极。我们知道，习惯法大体上是一种自发的乡民规则系统，它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动中的法，它往往通过乡民们的口耳相传和行为操守而得以公布、贯彻和落实。在古代，汉族人民就总结了诸如入乡随俗、入乡问俗等生活交往的经验。这也意味着中国乡民的观念、行为方式、乃至其交往行为的规则模式发生着明显的改变。

显然，在这里，乡规民约既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官方性质，也具有某种意义上的民间性质。特别是由它所到导致的数以亿计的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在当下的中国，被不适当地称之为民工）的出现，使得农民和市场社会中的其它主体一样，日益处于不断的流动状态，这在客观上更加促使人们对家族力量和家族法作用的看轻（当然，在主观上，由于远离故土的人们越来越浓的寻根意识，可能还会强化人们的家族观念、家族法意识，这就像远徙海外的华人们致富之后，更加怀念故乡桑梓，频频回国寻根祭祖一样，但这种情形只能是家族和家族法在人们记忆中的强化，而不是实践和行动中的强化）。于是，市场化本身就在不断解构着固有的乡民社会的规则系统。地缘文化则集中表现为中国乡民们安土重迁，择土而居的特点上。

前者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大规模社会流动，出现了数以亿计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民，他（她）们几乎全年在外做工，相当一部分甚至还带着其全体核心家庭成员在外做工，如果不是现行户籍制度限制了其向市民成员的发展，则他们完全有可能融入市民社会中。诱人的是：全球化使得长期处于封闭的乡民社会发生了质的转变，昔日偏僻的乡村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实际的贸易活动、文化技术交流活动以及旅游活动等等，已经和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甚至和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人们可以进行对话、合作和交流。

其二是在不少地方，特别是东、中部地区，原先的乡村小镇迅速地向小城市方向发展，从而使长期以来和土地及农业打交道的农民也很快地向市民身份转化。城市化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会削弱、化解、改造、甚至抛弃熟人社会的关系规则-乡民社会的规则。

前者泛指一切乡土社会所具有的国家法之外的公共性规则，而后者则仅指在国家政权力量的帮助、指导下，由乡民们自觉地建立的相互交往行为的规则。如在福建晋江一带，以回族为主的地方所订立的乡规民约就有如上特点。在乡土社会，传统的乡村自治、特别是在宗族力量强大地区的乡村自治，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原因何在呢？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人、财、物的流动，是劳动、资本和原、材料在流动中的结合。这样，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就受到市场化浪潮的严重冲击。把官方在乡民社会的非正式经验也列入乡规民约中，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只要认真考虑当下中国官方与民间的独特关系，就不难理解我在本文中这样处理的道理：对乡民们而言，所谓乡规民约只是其有序地生活的规范凭据，不论这种乡规民约来自家族、村落自治体还是地方政府，只要其能够有效地调整乡民日常的交往行为秩序，并且它不是来自于国家正式法的调整，那么，它所发挥的实际功能也就是乡规民约的功能。

正是如上情形，使得当代中国的社会规范控制系统绝不仅仅是国家正式法律的一家独霸，与此同时，被广而泛之地称之为民间法或乡规民约的规则体系更在实际地规范着乡民们的日常生活。乡镇司法调解中心又被称之为陵县经验，它是陵县地方当局针对在乡村地区所遇到的纠纷往往具有综合性质以及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纠纷时的拖沓、冗长和诉讼费用高昂等情况，而组织县、乡主要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类似于司法审判庭的模式，建立乡镇司法调解中心，以用来迅速地、方便地、高效地、节俭地处理乡民之间所发生的种种纠纷。

尽管中华民族各成员由于长期受先进的主体民族文化的影响，对于家族和家族法都重视有加，但相对而言，汉民族更为注重家族法。这正是近年来较大的家族修撰家谱之风盛行的原因，因之，家族和家族法的力量及作用再次凸显，家族法成为中国乡民社会最重要的乡规民约之一。

这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地反映了当下中国乡民社会受官方制约的客观事实。这样，家族法在中国的实际影响就大大下降。

因此，传统中国乡民社会的一切在此大变革的时代都面临着重新检验。我们知道，追求、倡导全面反传统的一些五四学人，如胡适、鲁迅、钱玄同等等，大都最终回归传统，更何况本身就浸泡在乡民传统中的广大农民呢？所以，中国乡民在市场化浪潮中，同样面临着要谨守传统还是革新、甚至切断传统的问题。汉族习惯法是一个极不统一的概念范畴。特别是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发展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举措，更加前所未有地使乡民社会的乡规民约被纳入变革社会的行动选择中。

即使在村际之间的陌生人中，人们也要竭尽全力设法将陌生人关系装置于熟人架构中来处理，于是，辈分的排位就显得格外重要。但随着政治领袖提出所谓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主张，当地政府很快适时地改进了先前的做法，提出了德法双治，文明理家的口号。

尽管在中国的媒体上，每到逢年过节时，总能看到全国各地交通拥挤、客流居高不下的状况，但昔日那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情形正在彻底改变，有大量在外做工的农民不再把春节回家过年看成是必须的道义责任和制约。因此，在中国乡村地区，经常会产生一些由政府所主导、但又被民众所接受的非正式经验。

要么某一乡村处地僻远，实际上形成天高皇帝远的情形，政府一旦进入便耗时费工、收效甚微的场合。这表明，在此种乡规民约下的乡民自治，事实上是一种政府所赐予的自治，而不是乡民根据相关自治法律自觉地从事的自治活动。

这一经验，因为贴近偏远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乡民们的实际情况，而受到乡民们的热烈欢迎，同时，国家最高司法行政当局也曾经予以积极宣传和推广。这就使全球化及其规则在乡民社会遭遇到种种挑战和难题。民国时期为了制定民法典所作的民商事习惯调查，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可以看作是对汉族地区民商事习惯的调查，是汉族民商事习惯的集大成者。该市政府的如上做法，还清楚地表明在相关的活动中政府所发挥的明显而积极的作用。

可以认为，在中国乡民社会，血缘和亲缘文化基本上所反映的是村庄内部的关系（当然，这绝不排除在村庄外部关系中也存在着血缘或亲缘关系，并且在流动性极小的乡民社会，这种关系在邻近的村庄之间还大量地存在），而地缘文化则基本上所反映的是村庄外部的关系（同样需要说明的是在村庄内部，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地缘问题，特别是在土地承包到户以后的村内农户之间，此种关系则豁然可现）。唯一的区别只在于：家族法和习惯法等乡规民约是在乡民社会中内生的，而由政府主导所制定的狭义的乡规民约和政府针对乡民社会所创造的非正式经验则是由外生而转向内生的。

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化的民族之一，在那里，有两种最基本的依赖关系，其一是血缘或亲缘依赖关系，其二是土地依赖关系。初入城市社会的乡民们在根本上缺乏处理陌生人关系的规则意识和习惯，因此，把乡民社会的固有规则照搬于此也就无可厚非。

一、当代中国乡民社会的一般性描述要对具有九亿多人口的中国乡民社会做出一般性的描述，显然是一篇小文章所力难胜任的，但必要的描述在此又是不可避免的。家族法长期以来也被作为四旧的组成部分归于取缔和打击之列。